俞敏洪被逼上市

　　就像剧中演绎的一样，新东方的上市确实存在来自“中国合伙人”给予的压力。以至在上市多年后，俞敏洪仍充满悔意。

　　据了解，早在2005年，新东方的创业元老们开始在董事会上逼迫俞敏洪接受资本入注与上市计划，但俞敏洪拒绝了。他认为，上市会破坏其一直追求的“做事情的从容和理想”。直到2006年，俞敏洪才最终妥协正式把上市计划提上议程。

　　再一次媒体采访中，俞敏洪曾坦言，“(新东方)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来竞争对手算一个推力，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是大家很希望的。

　　除了来自内部的压力当然也有对于整个市场竞争环境的考量，“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所以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我还是决定上市。从我个人来说，我至今还认为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它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

　　华尔街规则与教育发展的冲突

　　后悔上市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华尔街规则与教育企业发展之道的强烈冲突，因为上市就意味着要对股东负责，同时，规模与利润的增长是华尔街投资者关注的主要指标。但作为教育机构规模的快速扩张就难免会影响到的整体教学质量，这就是俞敏洪主要的顾虑所在，对此，俞敏洪本人也表示，“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就要铁定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要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在于它的教学质量，而并不在于它的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在上市之后，俞敏洪对“新东方”的规模扩张形成了抵触情绪，作为合伙人的徐小平批评道，“我认为新东方应该加大收购的速度，并购对新东方也是个坎儿，对收购，俞敏洪有心理上的抵触。俞敏洪是艰苦创业成功的人，他愿意拼体力，他本人不太愿意玩钱(资本)。我感觉这就是他的问题，早期错过了很多收购的时机。”

　　在财务机构管理上同样存在这问题，很多机构的财务数据只是追求收益至上，这又与俞敏洪一直以来强调“学生第一”的新东方企业文化背道而驰。这些来自上市后的种种问题都一步步挑战着新东方的教育理念。

　　不过，面对来自投资者与市场的压力，在上市一年半之后，俞敏洪不得不跟随华尔街的发展路线，收购了第一家培训学校铭师堂，开始了企业并购与分校扩张之路。

　　财报显示，新东方在2013年迎来了规模扩张的高峰期，该年度新东方在全国的教学点达到744个，比一年前新增了217个，而过去19年新东方只开了不到500个教学点。然而，对于新东方而言却并非好事。2013年二季度财报中，新东方当季亏损约1577万美元，而上年同期的利润为331万美元。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持续走下去，新东方三年就被折腾完了。”俞敏洪在5月份的一次谈话中如此总结道。

　　俞敏洪上市后的“枷锁”

　　另一方面，熟悉俞敏洪性格的人都知道，俞敏洪的个性不喜拘束，在商业经营上喜欢从容的控制与应对，但是“新东方”的上市无疑是给俞敏洪套上了一个巨大的枷锁，不管是投资还是经营都需要与投资者之间权衡。

　　“上市后新东方有钱了，但却不能“从容地花钱”了，有时候还要省下来变成利润。”同时在内部的经营上，俞敏洪表示，“上市之后原来跟新东方内部人交流的时间，现在分出一大半跟外部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各种股东，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得参加。还有一点，就是更加被公众化了。所以对我来说，这种状况就变成一个较难平衡的状态，也是比较痛苦的状态。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对与其渴望自由从容的个人生活也产生的了很大影响，俞敏洪曾对媒体表示，“我个人不上市，我的钱也够了;我本人比较节俭，不太花钱，一天只花一百块钱左右，都是用在吃上。我身上穿的衣服都非常普通，不是最贵的。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孩子学习费也有了，老婆的生活费也有了。再多的话，反而出现一种困境，你的孩子们知道你钱很多，最后他们说不定就会利用这个，或者说他们不学习了，或者把他们惯坏了，这些都有可能。”

　　尽管考虑到公司发展做的上市决定让自己充满纠结和痛苦，但是在上市之前，明知会后悔还是把“新东方”送到世界资本高台——纽交所。就像徐小平曾经评价的那样，新东方惟一一个“会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新东方的品牌”的人。那就是俞敏洪，他是惟一的“新东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