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保护人们免受全球市场的伤害，同时还要顾及到他们的尊严。比如，政府利用税收来改善公共教育和医疗，或是政府通过补贴来鼓励私人发行的“生计保险”。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乔治梅森大学的Schar学院在7月11号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9%的受访者赞同特朗普总统对外国征收关税，56%的受访者则表示反对。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即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反对总统的做法。不过特朗普仍然一意孤行，他显然认为，当关税真正落实之后，公众就会转变态度。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何支持者竟达39%。自大萧条、二战和1947年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来，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众一直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为自由贸易（而非被关税扭曲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论据。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由于商品和服务都来自于那些能够最高效生产它们的国家，经济才欣欣向荣。《国富论》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大量讨论，书中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实证支持。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和David Romer证实，对于那些贸易更自由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更快。

那么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民众支持美国发起贸易战呢？

这源于自由贸易不时施加在劳动者身上的不安全感，以及当某人成为输家中的一员时所感到的不公，而且绝大多数人很反感接受施舍。所以我们看到，选民热烈追捧“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不再热衷于前总统奥巴马“让财富遍布世界”的口号。

政治学者John Ruggie在1982年提出论断，即二战之后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植入式自由主义妥协”的结果。只有当政府出手稳定经济生活，多边体系和低关税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行得通。经济学家Dani Rodrik为John Ruggie的观点提供了更多论据。通过分析125个国家的数据及其它因素，Dani Rodrik发现各国的经济开放度与政府支出在其GDP中占比存在正相关关系。换言之，相对其体量而言，更开放的经济体为其民众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更多。因此，高关税国家绝不是小政府国家。

政府消费的总价值远比许多国家提供的临时失业保险或类似美国“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等项目重要的多。“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可以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因为国外竞争而失业的人在寻找新工作的过渡期提供临时补偿。奥巴马希望这些发端于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Trade Expansion Act）的援助可以不断扩大。基于此，奥巴马创设了“工资保险”（wage insurance），不过并未付诸实践。

在我2003年出版的《新金融秩序》一书中，我主张私人发行的“生计保险”（livelihood insurance），它可以防止长期的收入损失，并根据职业和培训情况来设定保费。这些措施可以鼓励人们承担更多的职业风险，并促进经济增长，不过尚未得到实施。

为什么把保险原则应用于应对贸易风险是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在于，如果政府为自由贸易所导致的“生计风险”来提供保险，那看起来太像重新分配了。如果炼钢厂因为外国竞争而倒闭，因此而失业的钢铁工人恐怕一辈子都无法翻身。而且很难想象政府会连续几十年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

目前的问题是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人们往往觉得，自身的经济状况（长期来看）正变得越来越严峻。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保护人们免受全球市场的伤害，同时还要顾及到他们的尊严。

幸运的是，有不少这方面的先例。比方说，政府利用税收来改善公共教育和医疗，人们多半不会视其为再分配行为，因为这些服务是面向所有公众。只要绝大多数人都使用它们，再分配就不会看起来像施舍。另一个解决方案是让政府通过补贴来鼓励私人发行的“生计保险”。在遵守适当监管的情况下，相互竞争的私营保险公司能够发挥出更多的企业创造力，为那些由于自由贸易而承担风险的民众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