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商务部实施的“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商务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做好消费促进乃至整合内贸工作的有力支撑。这表明，促进消费升级和扩大消费规模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商务系统和全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研究这个重大课题要坚持两方面：一是目标导向，二是问题导向，既看到有利因素，也分析困难因素。在“稳中有变”的新形势下，找到推进消费升级更合理的途径。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稳中有变”的压力。

谈“稳中有变”的压力，首先要看到形势的变化。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部环境发生的明显变化就是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中美贸易战来了。这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和新挑战？哪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会对消费升级和消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坚持“两分法”，重视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分析，把问题与困难考虑的更充分一些，把政策合力把握的更充分一些。

“稳中有变”，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稳”的基础和“变”的压力。中美贸易战就是最大的变数，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下降也是一个变数。什么是“有变”？就是不确定性增大，不确定性就是风险压力，风险压力就有可能出现在对消费的影响上。我们只有正视不确定性，才会未雨绸缪，有效应对，把可能遇到的风险降到最低。

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这“六稳”都与消费有关，但“稳预期”尤其与消费关系紧密。我认为，从消费升级角度看，“稳预期”的重点是稳定中产收入群体的预期。大家有一个共识，中产阶层或中产群体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同时，中产消费群体也是拉动消费升级和扩大消费规模的主力。稳定中产预期，我认为既要看到中产扩大和能力发展的前景，看到我们既有的数据，同时也要看到中产人群目前所面临的困扰，考虑到既有数据发生变化的可能。

谈“稳中有变”的压力，其次要分析怎样“稳预期”，要分析影响中产预期的因素。我认为，中产群体正面临着四个困扰。

困扰一：资产的缩水。股市的现状，P2P的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出现，使得一些中产的财富明显缩水。

困扰二：焦虑的增长。中产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老消费”和“新三板”（指原有生活消费和教育、医疗、养老的负担）压力逐渐变大，使得中产人群的焦虑增加。这种焦虑是对不确定性的消极反应。

困扰三：面临可能增加的税负压力。税收也是财富分配的工具，它可以增加也可以分流消费能力。对我国税负水平各有说法，既有减少税率空间，又有增加税种可能。

困扰四：预期不稳。前面三个困扰会导致一个情绪低落的结果——中产的预期不稳，预期不稳就是预期不好，是直接影响消费升级的关键压力。

我认为，消费升级和消费增长是消费者能力与消费者预期乘积的函数，钱多钱少影响消费，预期好坏有时更影响消费。稳定预期即改善预期，是消费升级和消费增长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我们有消费升级的有利条件，但绝不能忽视消费升级的压力。千方百计做好“稳预期”的工作，是实现消费升级和消费增长的应有之义。

我们再讨论第二个问题——“稳中有变”的作为。

前边谈到，我们一定要看到“稳中有变”形势下消费升级的压力，同时，我们还要探讨“稳中有变”消费升级的积极作为，按照中央要求，切实“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凡涉及体制机制的问题都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能围绕消费升级和改善预期来讨论。

其一，应树立“大消费”新视角，加强部门协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消费的外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消费支出结构已经今非昔比。如前边我们形象说的“老商业”和“新三板”，构成了多数家庭乃至社会的“大消费”，推进消费升级，其实也是“大消费”的支出结构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显然，这既是商务部门的任务，也是一个部门难以完全扛起来的任务。因此，应当建立部门协同机制，研究大消费升级目标、困难与途径；应建立城市大消费监测系统，科学评价消费升级进程；应形成政策合力，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合理倡导消费新领域。

其二，应以加强经济增长动力为第一原则，加强政策协同。我国面临许多两难选择，在应对贸易战和推进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取向应进一步向有利经济增长动力上倾斜和协同，这也是共克时艰的必然选择。因此，推进消费升级要配套“少取多予”的政策，应更多地藏富于民，更有利于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应该下大决心，减少行政开支，从严审计一些效益不突出的政府项目，包括老百姓参与度不高、效果不实、可持续能力不足的“为民办实事”类项目，果断减缓、减少甚至停止财政的进一步投资。

其三，应把握转型期消费升级特色，推进三个共同成长。在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时期，消费升级其实是个自然发生的持续过程，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消费升级将表现为是消费者、企业家和政府三个主体共同成长的过程，而且行政有效供给是这个过程的“总开关”。这既有阶段特色、又有中国特色。因此，应着力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管理能力，努力保持收入平稳增长，适度回流境外消费；应鼓励企业家创新，创造更多新消费领域，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应进一步转变行政理念，提高行政有效供给水平，为消费者提供不多花钱也能享受到的安全消费和便利消费的主渠道；应力所能及地逐步降低“新三板”消费负担，让老百姓在消费升级中得到实实在在制度保障的获得感。